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蒙古国东北部、俄罗斯之远东，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一广阔地带，处亚洲东北部，概称“东北亚”。

从地理学上说，东北亚无疑是亚洲的一个地理单元。若与亚洲的其他地理单元相比，东北亚的位置占优，自然条件更为优越。诸如肥沃的东北大平原，水草丰茂的蒙古大草原，雄奇的长白山、内外兴安岭、锡霍特山等，皆为林海所覆盖；从南到北，自东至西，江河湖海纵横交错，为大地注满生机！

东北亚物种之多，生态之盛，实居亚洲前列。在这里，寒暑交替，四季分明，可农垦，可游牧，可渔猎，可采伐，适合人类从事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肥沃的土地、丰厚的自然资源，孕育出众多民族，产生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与多姿多彩的文化。

打开世界地图，把目光投向东北亚，马上就会发现：我国东北地区处东北亚中心，同时也是多民族活动与文明文化凝集的中心。这些民族及文化都详载于中国历史典籍，地下出土文物及地面留下的残迹，与文献相印证，无可置疑，证明东北地区确属东北亚文明文化的发源地。

本书（《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研究》，以下简称《文物》）以东北亚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这一区域诸民族的各自历史及其文化创造。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学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学者从未对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展开研究，当然，也未提出过相关的命题。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东北地区，迄今已出版长短不一的8部东北通史，几无一点东北亚地区的信息！已发表成千累万的学术论文，也没有东北亚的研究成果。个别论文在论及东北亚国际关系时，才提到东北亚，这只是地理位置概念，不具文化意义。可见，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长期无人问津，留下一块学术空白。《文物》之作，终于弥补此空白，可喜可贺！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本书研究的内容，不也是东北史的内容吗？与研究东北史有何不同？表面看，两者似无不同，但换个眼光，从深层次看，两者是大不同。研究东北史者，只见东北，不见东北亚；对东北史的研究就事论事，重复书写历代东北史的演变过程，却忽略东北诸民族对东北亚及对中国有何影响。其结果，至今还未识东北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还不承认东北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提到具体文物遗存，总是论定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说成是从中原“传来”的。甚至连“红山文化”也未看重，在一些东北通史及一些论文中，“红山文化”只作为一般考古发掘，与其他一般性文物予以简单介绍而已！考古学界对“红山文化”早有定论，以已故考古大家苏秉琦为代表，称此文化为“中华文明曙光”，如女神庙、积石冢已证明此时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它的出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余年，中国与埃及、印度一样，已成为与之并列的文明古国。这些结论已在20世纪80年代由《光明日报》发表。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还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因而也不认识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具体说，就是东北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多大作用，不予了解，因为不予认识，也难以解释清楚。那么，“红山文化”在东北地区应居何种地位，有何价值，更不可能为学者们所认识！

《文物》与以往的研究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以东北亚的视野看东北，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北亚的文明与文化皆源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如上文提到的“红山文化”，其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也是“东北亚的文明曙光”！东北地区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没有一个文明走在“红山文化”的前面。以朝鲜为例，中国典籍记载，至周灭商时，其商之贵族箕子率华夏族人经辽东，进入朝鲜北部立国。其后，直至清代，朝鲜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国，东北地区的南部辽东（今辽宁）一直是朝鲜朝贡中原的通道，它所受的文化全是华夏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于日本之文明同样远在“红山文化”之后。俄之远东，是东北亚最北端，其族迟至17世纪中期才出现在中国黑龙江流域。所以，东北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东北亚之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提升了我们对东北地区历史地位的认识。其次，东北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数千年间之东北民族知多少，不知道有哪部东北通史做过统计，人们常见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主要民族，反复重复书写。尤其是这些民族如何活动，对东北亚产生什么影响，几无关注。

《文物》以第四纪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为东北历史之开端，接着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展示着两个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然后进入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各民族相继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以中国朝代为序，从夏商周至清代，逐朝逐代对东北民族梳理清晰，逐个阐述他们的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诸如橐离、夫余、秽族、貊族、肃慎、挹娄、沃沮、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等等。民族不论大小，也不论存续多久，只要在某代时期存在过，皆予表述。在上列民族中，如橐离、夫余、沃沮、勿吉、东夏、黑水靺鞨、东丹等民族与文物研究，迄今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学术著作进行整体论述，而《文物》全面系统地论列，当属首次！展示东北民族之繁盛，当推《文物》！特别要指出的是，《文物》具体开列东北亚古丝路沿线的民族，计有东胡、肃慎、橐离、秽与貊、乌桓、鲜卑、夫余、挹娄、匈奴、高句丽、契丹、女真、靺鞨、蒙古、满洲等族。这些民族的实践活动，对于东北亚历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东北亚的民族，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即使生息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也必向东北靠拢，在这里再获发展壮大的机会。

《文物》突破传统的东北史研究局限，放眼东北亚，这不是眼界的扩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真正揭示东北史的真相与本质，从亚洲的一角揭示中国华夏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

前面已提到东北亚古丝路问题，这是《文物》首次提出的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此前，我们只知道西北有一条“丝绸之路”，兴于汉代通西域，历代相沿，我国生产的丝绸、瓷器等就通过此条通道达西亚各国。东北亚是否也有一条“丝路”？改革开放初，确有个别学者提出东北亚地区乌苏里江下游与黑龙江汇流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生活在库页岛上的“蝦夷”，通过海上，把内地丝绸、瓷器、茶叶等贩运到日本列岛的北海道，称这条水道为“海上丝绸之路”，仅此而已。其后，不见有学者继续此项论证。直至今日，始有《文物》提出东北亚古丝路不仅存在，且论证始于汉，此路一经开通，历代相沿，直到清代，有所扩大。此路之起点，皆起自历代王朝之都城，经辽东，再分路前进。如前已提出，自辽东通过今丹东入朝鲜。还有水路，自辽东入辽河，进入吉林，再连松花江，至下游江口与黑龙江汇流，直达北海，今属俄境，当为东北亚最北端。唐在黑龙江中游设黑水都督府，元在此地区设征东元帅府，明在此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清设置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分辖黑龙江流域地区。这些地点与地段，皆为东北亚古丝路的必经地。向西北，通过东北大平原，即进入蒙古地区，将中原与东北文物传入，是为东北亚古丝路之一。这几条通道，不仅具有经济上的作用，同时也是一条文化通道。显然，东北是连接我国中原华夏与东北亚各地区包括相关国家的纽带，“内循环”（指国内经济文化交流）与“外循环”（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交流）连接处。

东北亚古丝路是真实的存在，只是长久未被发现，因为没有深入研究，不能将这条存续一两千年的古丝路真实地再现出来。《文物》就是这条路的发现者，并以“东北亚古丝路”命名，也是名副其实，与历史事实完全吻合。《文物》的这一学术发现与论证，足以弥补东北史研究中又一空白，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文物》从选题、内容设计到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观点的表达，皆为树平一手操持。据我了解，树平长期致力于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既有野外作业的实践经验，又有熟读相关典籍、刻苦研究的经历，他把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就。树平并没有高深的学历，是自学成才的后起之秀。他做学问如同做人，求真求实，不虚掩，不事夸张，务求符合历史真相！谦虚好学，明明问题已经解决，他还是愿听他人观点，以证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误。他尤其尊重前辈人的想法或意见，耐心听取。即使他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仍敬之如常，不改初衷。我听过他讲述这类小故事，让我好感动！为人与治学之统一，才使他不断取得进步，走在了同时代学术研究的前列！

树平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多次与我商讨。我上面写的这些文字，皆源出他的想法与观点。本书可以认为是他的学术的一次升华，是多年考古与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晶。出版此书时，他刚好就职于燕山大学，算是他送给学校的一个大礼包！

我与树平交往有年，彼此相知相信。他邀我为本书写篇“序”，一则盛情难却，一则也有责任推广其学术成就，为学术界提供一门东北亚新学术，就写了上面那些话，是为序。

                                                    （李治亭，2021年）